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生郑伟安三天纠正两个定理

 股票基金     |      2020-04-04 11:09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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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投毒案一审宣判之际,有关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缺位的话题,再次牵扯起注册心理师、美国心理剧导演王南(化名)的神经。与其他心理咨询实务专家不同,王南不仅精通心理学,他还是一名高校教师。

父母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工,孤独留守的儿童如何健康成长牵动人心。如何为留守儿童解开成长困局?家庭、社会、学校应承担何种责任?今年两会上,三位全国政协委员不约而同地关注了这一议题。

“在不久前召开的上海市科学大会上,一位胸前佩戴着大红花的青年工人,登上大会讲台,向听众介绍了他是怎样长期坚持自学的。这个青年名叫郑伟安,是上海卢湾区瑞金街道房屋修建队的木工。”

“我从外网看到过一组江苏省高校学生不正常死亡的数据,说江苏去年有160多个大学生不正常死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自杀或他杀。仅我本人所在的学校,就有好几个自杀的,这些都是高校特别忌讳谈的事儿。”王南每天都会接触大量的学生,他告诉记者,出现问题的大学生大多从小学、初中、高中开始,就被“应试教育”或“残缺的家庭”剥夺了发展社会关系的机会,“他确实是在大学里出问题的,但原因不在于大学教育,而是此前中小学校里心理健康教育的缺位”。

全国政协委员张改琴:

这是1978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人物通讯导语,全文共1614个字。

王南说,当前“作秀式”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遗患无穷。

亲子团聚是根本

改革开放那一年的2月到3月,郑伟安的名字先后出现在《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头版。“小木匠”被这样记录在当代科技史上——“初中毕业后刻苦自学近代数学概率论和几种外国语文,被师范大学录取为研究生”。

不受待见的“心理健康教育”

“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支持和引导亲子团聚。比如,在外出打工的时候,父母至少应该有一方在家陪伴孩子。如果父母都外出打工,最好把孩子带着,对于外出打工带着孩子的父母,相关机构和社会组织可以给予一定的奖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改琴坦陈,虽然这样也会带来很多问题,但孩子和父母在一起还是要好一些。

此后每一年,郑伟安的故事都能在本报头版上找到。1979年:研究生郑伟安三天纠正两个定理;1980年:郑伟安通过论文答辩提前毕业;1981年:郑伟安赴法国进修;1984年:郑伟安荣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说到心理健康教育,泰州市阳光心理服务中心理事长、心理学教授李如齐有一肚子的苦水。

在支持亲子团聚方面,张改琴建议,国家可以出台相关规定,要求雇用外来务工人员的企业和单位,每年给予他们一定的带薪休假时间,增加他们和孩子相处的时间。社会慈善机构和组织,也可以设立专门基金,为农民工返乡与孩子团聚提供路费等经济支持。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的最初十年间,差不多整整20年,郑伟安从报端消失了。报纸为他写下的履历似乎定格在他赴美之时。

昨天下午,他刚刚接待了一个开学3天仍拒绝上学的孩子家长。“现在的孩子在人际交往方面非常孤独,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玩手机、玩电脑游戏,不洗脸不刷牙。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李如齐说,每学期开学那几天,是他最忙的时候,很多孩子出现了各种逆反行为。

“当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国家在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调整,扩大农民就近打工的机会,使他们不用背井离乡就能解决生存问题和生活改善问题。”张改琴说,如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留守儿童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本报记者 苏令)

而今,步入花甲的“小木匠”,已变得如此低调。直到最近,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才在白板上一边画他的交易曲线和价格均线,一边充满自信地笑言:“告诉你,我又自学成功了!”

他告诉记者,在中小学教育的各个学科里,“心理健康教育”相对而言最不受待见。尽管近年来发生了许多因心理健康教育缺位引发的极端案例,但这一问题依然不被重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领导觉得全国那么多学生,出那么几十个案例很正常;学校校长认为只要在学校里安排了温馨恳谈室、心理健康教育室就够了,至于是不是起到作用,就不是他关心的事了;教师们虽然按照要求考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但大多只是应试一下,对他们来说考这种证很容易,实际操作中却不懂得发现、处理个案”。

全国政协委员章义和:

人生,永远只能存在一个巅峰?当年“知识改变命运”的辉煌,是否难以重现?

一次由泰州市心理学会举办的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班上,李如齐被一些老师的“不重视”气得够呛。“我在上面讲课,一些老师在下面干别的事,还有一批人请假。”李如齐说,泰州市教育局近年来正在逐步加强对中小学任课老师心理健康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培训,但因为“心理课”不是必修课,也不纳入教师业绩的考评,因此不受老师们的重视。

教师给予更多关爱

答案或许不能在见报的大事里找到。有时,改变命运的往往是几件不为外人所知的小事,这在郑伟安身上也不例外。

老师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班里不会有学生出问题,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很多教师即使遇到极端问题,也不会想到帮助学生找心理咨询师。

“关爱留守儿童,需要大家一起行动,特别是教师。”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章义和认为,“面对这个弱势群体,教师没有借口推脱,应该多给他们一些偏爱,让孩子们感受到为师的温暖。教师不能把自己降格为教书匠,只会讲书本上的几个知识点,带着学生做几道题。一个好教师,首先要育人,要培养孩子的品格,让他们成长为健康、快乐的人。”

做只哥伦布式小板凳

一名在苏州打工的泰州籍家长,曾在亲属建议下跑来向李求助,“孩子上课把袜子脱下来扔到讲台上,下课往老师水杯里尿尿,这已经是行为偏差问题了,老师都没提醒家长要带孩子看心理医生”。

在这位教育学者心里,教师就是如此特殊而神圣的职业。“我承认我很理想化,但一个没有理想、没有担当的人,是做不好教师的。这是一个有‘魂’和造‘魂’的职业,需要我们付出和坚守。看着孩子成长中遇到困难,教师必须伸一把手。”

在那个年代,“小木匠”郑伟安几乎家喻户晓。不过,人们未必知道,即使他后来没有成为研究生,也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木匠。

实际上,据王南介绍,“心理健康教育”从师范生阶段开始就是一路沿着“不受待见”的方向走来的。

“有的教师能感动中国,为什么?”章义和停了一下,自问自答道,“不是因为他们教出了多高分的学生,做对了多少道题,而是他们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为孩子们付出全部。”

木匠也是分档次的,一级到十级,级数越高技艺越高。郑伟安在房修队也挺要上进,他问老师傅:怎么做才能算六级木匠呢?老师傅说,六级考试要做一个小板凳,凳脚都要有些外张——做好后,把小板凳往地上那么一摆,4只脚要一样齐整,四平八稳。

“师范生会学基础心理学,这门课没什么用,教学方法又很枯燥,学生们都有抵触情绪。太理论化,不接地气。”王南说,大学里的心理学教授很多都是“理论派”,他们很少做实务、做临床,“学校都重科研、轻实务,你实务做得再好,也评不上教授,出来参加一个研讨会,说是没评上职称,还会遭同行耻笑。”

章义和呼吁:教师要更加关心、呵护留守儿童。“师德乃为师之本。为学生解答成长之惑,可能让他们受益一生。这么重要的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呢?”(本报记者 张婷)

郑伟安果真去做小板凳了。不过,这个自学过立体几何的木匠,画起图纸来就有些不一样。“3个点确定1个平面”,这条几何规律同样适用于木工。郑伟安心想,4只凳脚本是4个小小的面,统一到一个地平面上,难度确实不小。要是把凳脚变成4个点,调整好平面上的3个点,与最后那个点就不难相平了。

应试教育之下,教师“没空”与学生谈心

全国政协委员邹先荣:

于是,郑伟安做了一点“技术处理”,把4只凳脚做得比通常更斜一点,着地面就比较尖了,近似于“点”。如此一来,他把小板凳拿到老师傅和小伙伴们的面前,“啪”地一下搁地上,再一拍。4个“点”就这么自动摆平了,板凳站得四平八稳。一下子,大家惊呆了,也领教了这套绝招。

沈之菲是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心理研究室主任,她在2012年对上海17个区县1020所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队伍的现状及问题进行过调查和访谈。

父母要尽职尽责

或许他不愿承认这是一种“小聪明”,但他有足够自信认为,这有点像哥伦布破壳竖鸡蛋的故事。突破常规,敢为人先。

结果显示,中小学校里专职教师所占比例不多。心理健康专职教师,在高中占71.2%,初中35.4%,小学仅7.6%。由于兼职教师48.1%要承担学科教学,23.4%要当班主任,13.2%做行政工作,根本没有精力将主要工作放在心理辅导工作上,形同虚设。

“过年回老家,亲戚朋友聚在一起说得最多的就是娃儿的教育问题。大人常年在外打工,孩子托付爷爷婆婆或者亲戚照看,总也见不到面。一回到屋才发现,孩子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不听话、乱发脾气,有的没规矩,这都是缺乏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造成的。”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质量中心成品检验部组长邹先荣说,“一些年轻的家长原来意识不到自己的教育责任。对孩子放手不管,任其自由生长,现在孩子出了问题,才明白家长要对孩子付出,要承担教育责任。”

郑伟安并不是什么天才,他读书时数学很少拿满分,总觉得只需理解算法,反复做题没啥意思。他的“小聪明”让他上课时总喜欢跟同学讲话,把邻座一圈都“带坏”了。为此,他一直遭到老师批评,甚至被叫到黑板跟前,独自一人站着听讲。在小升初前的复习迎考中,他甚至“投机取巧”,把练习卷的头尾题目都做好,中间部分的题目则“毛估估”填满。交卷后,老师果然是一个“大钩钩”,一笔带过。

但根据沈之菲早前的调研,上海的中小学生目前最大的压力除学习压力外,人际交往压力排在首位。也就是说,学生对心理服务方面的需求,未能得到及时满足。

“我的孩子也曾是留守儿童,现在说起来,都觉得对不住他。”十几年前,邹先荣走出乡村,走进城市,但他觉得最亏欠的,就是在老家的儿子。进城3年后,他想尽办法,最后在工友们的帮助下,终于把孩子接到身边。

他的动手能力可能源自父亲——丰华圆珠笔的发明人。基于美国原创并且保密的圆珠笔技术,丰华圆珠笔在刚解放时甚至成为文具中的“奢侈品”。但父亲并没有带给儿子多少家学,相反带给他不小的背运。到了“文革”,全家从南昌路被“扫地出门”,在读初一的郑伟安也终止了学业。

沈之菲告诉记者,上海的中小学教师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水准正在逐年提高,素质并不差。但一个重要问题是,老师虽然有基本的心理健康教育资质和水准,但他们接触学生的时间太少,“课程排得满满的,空闲时间被各种培训、进修占据,哪有时间跟孩子们谈心?”

当然,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仅仅让父母承担责任是不够的。“让父母不离乡,孩子才能不留守,这是农民工的最大心愿。”

还好,因患哮喘,他得以居家养病待分配,没有插队落户下过乡。赋闲一段时间后,18岁的郑伟安开始自学初二的课程,他用集邮的钱淘来论斤卖的课本,一本一本反复啃。他自言,理解能力还算强,多看几遍总能看懂。

沈之菲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会儿,中小学校的班主任都会在放学后“拖堂”,免费给孩子们补习功课,有的学校干脆把这种“拖堂”变成名正言顺的“晚托班”,“那时候,最常见的情形是,老师一边给孩子辅导功课,一边跟孩子谈心”。

《中国教育报》 日期:2014年3月5日 版次:5 作者:张婷

依照郑伟安的兴趣点,他既不想成为“鲁班”,也不想成为“陈景润”。他对动脑动手相结合的无线电很感兴趣,但遗憾的是,无线电器材和实验得花不少钱;更要命的是,搞这种带有密级的电子通信技术,要审查“家中三代”。

现如今,这样的情形已经很少见了。“现在都讲职业化、商业化,提到老师,不是说他对孩子多好、多么关心孩子,而是说他得了什么奖、是不是特级教师。”沈之菲说,在压根儿没空跟孩子交流的情况下,哪怕是一个高级心理咨询师、一名心理学教授,也只是摆在学校心理咨询室里的一盆“假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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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郑伟安与高科技无缘了,至少当时是这样。话到此处,他长吐一口烟。

华师大副教授、青少年正面成长问题专家韩晓燕在上海的梅陇中学以及苏州、常州、扬州、上海四地的田家炳中学推进“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每进驻一所学校,她都严格要求学校正校长把关建立团队,要求每星期必须腾出一节共创课程,要求学校提供一支授课队伍。

那张准考证被保管至今

加入到授课队伍中的老师,都是自愿报名、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有兴趣的老师,“哪怕是数学老师、体育老师,只要他有兴趣,愿意抽出时间来做课题,都可以”。